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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移民对营口近代经济文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7-02-09 15:10:39 ][阅读次数:1588 次]

关内移民对营口近代经济文化的影响

                                                  阎海

营口是一座典型的近代移民城市。由于地处大辽河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清代中叶从事粮豆贸易的码头,东南沿海地区的商船陆续到此,天后宫(西大庙)的兴建便是这一时期营口早期移民在文化上的反映。1861年,营口代替牛庄开埠,这一事件使营口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以兼容并包的心态站在了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上。大量的关内资本及劳动力涌向营口,使营口的城市生态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移民成为这座近代新兴城市的主体,关内移民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观念、生活习俗等对营口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   关内移民涌入营口的历史背景与人口数量

近代以来,东北人口绝大多数为关内移民,其数量可达千万,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直隶)等地。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短缺,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也不断上涨,田赋税率甚至达到50%以上,若是灾年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清末民国时期,山东、河北等地还是战争和匪患最频繁的地区。天灾人祸,民生凋敝,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被迫寻求新的出路。

而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则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封禁,广袤的土地尚未发开,而且与山东河北仅隔海相望,自然成为这些地区灾民趋之若鹜的天堂。在清末之前,有铤而走险者不顾“柳条边”的封禁而进入东北,即所谓的“闯关东”。清末以后,封禁解除,东北当局为了招民垦荒,也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吸引擅长农耕的山东河北农民来东北定居。作为东北首个对外开放口岸的营口,由于港口贸易、商品经济的繁荣,需要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不仅关内的商家纷至沓来投资经商,关内的灾民也把营口视为劳动谋生的首选之地。

据1925年发表的统计数据,1917年由山东到达营口港的移民数量为120000人,1918年增加到188000人。在营口港登陆的移民数量占移民总数的30%(大连港为35%,安东港为15%)。

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1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1927年在营口登陆的移民为153771人,1928年为152556人,1929年为148577人,1930年为116800人,1931年为79177人(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年报》,第446页, 1933年出版)。

中国学者对这一期间的移民登陆数量也做了统计:其中1927年上半年在营口登陆者为88647人,1928年上半年为89210人,1929年上半年为79098人(《新亚细亚》第2卷第3期,1931年)。

这些移民登陆后或继续北上,或就地留在营口。其中究竟有多少人留在了营口,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在各时期人口数量的对比中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答案。

据1895年日军“营口民政支部”统计,当时营口市街共有6166户,33677人1907年日本满铁调查课统计,营口的城市人口共计56870人,增长了68.9%。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据营口县官方统计显示,营口埠内共有17454户,城市人口已达到127050人。是原来人口的四倍。这些新增人口除去本地自然出生而增长的人口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冀鲁移民。此外,在营口市区之外的乡村(包括东部山区),也同样居住着大量的关内移民,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其数量要远远高于城内。

二、关内移民对营口近代经济的影响

关内移民在营口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单一,一般来讲,多数为务农或苦力,也有一些从事手工业或经商。他们分布在营口的各行各业,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营口近代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近代营口财富的创造者。

码头搬运是当时关内来营移民最普遍的职业。据统计,1925年之前在营口从事苦力劳动的移民“约在三万人内外,其中有码头上的脚夫二三千人,辽河水运使用的夫役约二万,其他如油坊和他种工场的劳动者,亦不下五千人” (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这些“扛码头的”主要来自山东和天津,为营口的港口贸易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使得营口港进出口货物的吞吐量得以不断地扩大。

营口还是海盐的主产地,早在明代,辽东各卫就在此设置“煮盐军”取海水煎煮制盐,清雍正八年(1730年)营口制盐“改煎为晒”,]但当时营口“盐户稀少,制盐事业尚未勃兴”。道光年间,河北、山东的难民大批来到营口,其中不乏精通制盐工艺的工匠,《营口县志》记载:“有直隶滕某者,纠集流人甚多,于南岸二道沟潴水煮盐,盐业之兴实自滕某始。”明确地肯定了河北、山东移民对营口盐业的巨大贡献。

从事农业的移民主要落户在营口周边的近郊,一些具有放蚕和缫丝技术的移民则定居在营口东部山区,这里漫山遍野的柞树十分适宜柞蚕放养,这些移民成为营口近代蚕丝加工业的先驱。

从事商业者以中医药业为代表,主要是来自河北安国县。安国是清代著名的中药材交易中心,一些出身中药世家的安国县移民来到营口后,由于他们识药理、懂药性,又有切制饮片的技术,很快就成为营口各药店的骨干,有的甚至自己开设药房,成为一代药商,营口著名的几家药店如宝和堂等掌柜,就都是安国县人。

营口近代的饮食服务业也以山东移民为主,如营口著名的的汇海楼大饭庄,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东人任岐山开设,他聘请山东名厨王玉堂、滕思祥、刘海田等掌勺,以鲁菜中的鱼翅席和海参席为招牌菜。山东鲁菜传至营口,为营口以小海鲜烹饪为特色的饮食业及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关内移民对营口民俗文化的影响

随着这些移民的到来,他们原籍的民俗文化也随之带入营口,对营口民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百年余来,在营口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无不流露出山东、河北文化的烙印,在营口的民俗文化中更是洋溢着浓郁的直鲁文化的气息。

目前,营口很多列入“非遗”的民间手工艺,基本都是源自山东、河北,这些口授心传、代代承袭的民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原生态文化的面貌,是反映近代营口移民文化的“活化石”。

如陈氏面塑起源于山东荷泽,于道光年间带入营口地区,至今已传五代。山东是面食之乡,不仅将各种面制食品做到了极致,而且还出现了以面为原料的手工艺品,这是盛产大豆高粱的东北所不具备的。因此,营口的面塑工艺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文化的产物。

又如木浮雕工艺,是在薄木板上以浅浮雕的手法雕刻的工艺美术品。清代流行于山东,题材多为吉祥图案、花鸟等,用于梳妆台、针线盒等闺房用品。营口开埠后,随移民传入营口。当时的营口商贸发达,商家在年节、开业庆典等礼仪活动中互赠礼品,木浮雕画题材逐步演变为神、禄、寿、财神等形象,悬于厅堂供奉或用于室内装饰。

以靳氏为代表营口剪纸,源于河北省滦县,据说是出自北京皇宫,原来是作为宫廷建筑上排风口的装饰,特点是镂空粗糙。滦县剪纸滦县剪纸也秉承了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农村的劳动场景。靳氏祖先在民初逃难至营口,剪纸技艺传承至今,在内容上多有改良,镂空技法也更加精细,形成了温雅清新、淳朴秀美的艺术特点,在营口极具影响力。

营口津式高跷,顾名思义源于河北天津,其特点是气氛红火热烈,风格古朴豪放,于清末随天津移民传至营口,活跃于营口市区西部的渔民和船工中间。表演内容大都取材于劳动生活、民间传说、故事,情节简练、跷技精湛。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营口民间表演艺术中近代河北移民文化的活化石。

此外,在营口城乡的节日习俗中,明显呈现出满族习俗与汉族习俗相杂糅的特点,其中的汉族节俗如正月十五放面灯、二月二挂龙尾等就是由山东移民所传来。近年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大多数传统习俗在城市生活中已经消亡,但在营口南部的山区仍可看到一些具有明显山东特色的节日习俗。

与众多近代移民城市一样,近代营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包容,兼容并蓄,形成了以辽南本土的满汉文化与关内移民文化相融合的营口地域文化特色,其中尤以山东、河北移民文化的因素居多。这些文化因素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积淀,已经渗透到营口人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营口人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

 

 

作者简介:阎海,1969年出生,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营口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营口市第三、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地方史)学科带头人,2008年被评为辽宁省“四个一批”人才。已出版《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辽南重镇熊岳城》、《恩合与韩氏家族》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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